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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本堂与贵州文教的兴起
如果有人要问：在贵州省现有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中，哪一个最能标志贵州文教事业的开始呢？答案或许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安尹道真务本堂。
正安尹道真务本堂，又名“尹珍务本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村大桥组。务本堂占地面积约8900平方米，包括务本堂、魁星楼、字库塔、看守人住所、通道牌坊、尹珍墓和“尹先生务本堂”碑、“重建务本堂小序”碑、“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碑、“学者必由是，庶乎其不差”楹联等。
务本堂最初是东汉永初元年（107年）尹道真北学还乡后创建的“三楹草堂”。当初的“草堂”早已不见。草堂虽逝，生机不灭，在历史的风雨、岁月的沧桑中，务本堂不断得到重修复建。
唐时正安属珍州乐源县域，在务本堂旧址设书院，改“务本堂”名为“乐源书院”（清嘉庆《正安州志·书院》载：“乐源书院、乐道书馆，俱系汉尹珍教学处”）；宋、元至明中期务本堂废；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遵义府知府孙敏政尊前贤、励后学，在旧址重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遵义府知府陈师沆重修；嘉庆二十年（1815年），正安州知州赵宜霖重修；咸丰六年（1856年），正安州知州朱百谷修葺；咸丰九年（1859年），正安州知州于钟岳修葺；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四年（1878年）复建；光绪十二年（1886年）增修。
展开剩余91%是什么原因使“草堂”不仅能死而复生，而且还茁壮成长、蔚为大观呢？究其根本，或是务本堂所承载的精神和历史。务本堂为东汉名儒、贵州文化教育鼻祖尹道真先生讲学之所。堂名源于《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为其仁之本欤”。一方面，务本堂虽然几经摧毁，但“务本”的精神之根本尚在，一阳来复，春风化雨，一旦得遇时机，即焕发生机；另一方面，务本堂是贵州文教开始的标志，注目务本堂，在思古幽情激发之时，贵州文教的历史画卷也徐徐展开，浮现于眼前。这一精神的创立者和历史画卷的开启者正是务本堂的创建者、贵州文教先师——尹珍。
01
1935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发出《训令》，称“为表彰先哲芳烈，激发国民观感起见，着由各省将有益于国家民族与人伦政治经济之历代乡贤事略，照中学教科书体裁，择要编辑，呈送核阅”。该训令要求，每省最多以30人为限，但对于近代有功于国家的，也可以选择两三人一并编入。贵州确定最终入选30人，如果加上附传，该书实际人数为42人，涵盖了贵州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形成《历代黔贤传略》一书。其中，位居榜首的即是尹珍。《历代黔贤传略》之所以如此，于史有据，事出有因。
贵州历史虽然悠久，文教的开端却迟至东汉时期尹珍才开始。对此，《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有着简略而清晰的记载：
（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
《后汉书》对尹珍的记载虽然简略，却推崇备至，认为正是因为尹珍，“南域始有学焉”。
自《后汉书》对尹珍的地位和影响做出“定评”之后，后世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相沿不改，公认尹珍为贵州文教事业的鼻祖。
明朝时期，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所撰的《黔记》中，列《乡贤列传》六卷，专门记叙对贵州做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尹珍也被列为第一；清朝时期，在贵州唯一收入《四库全书》的省志《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八《乡贤》中，尹珍也被列为第一。虽然尹珍在该志中被错入为贵阳府，在朝代上却是贵州最早的乡贤，由此也可见尹珍的地位。
明朝中央为维护国家统一而编纂的《大明一统志》中的“遵义府”也分别记载务本堂和尹珍。在“宫室”部分，首列威远堂，次举务本堂：“在真州长官司西六十里，汉尹珍因其俗以耕植为业建此堂。”在“人物”部分，则首举尹珍：“汉尹珍。牂牁郡人。桓帝时，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授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知有学。”
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贵州志》“人物”也将尹珍列为第一：“尹珍：夜郎人，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教授，人始知学，后以辟举历官尚书郎。”同时，在该书“古迹”部分也专门记载务本堂：“务本堂：在正安州西六十里，乐源书院内，今废。”
在此，尤其需要说明的是：顾名思义，《一统志》由官方修撰，事关国家的统一，明清王朝将尹珍和务本堂郑重收入，可见其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或许有人会感到好奇：“生于荒裔，不知礼义”的尹珍为何会千里迢迢跑到京师洛阳去学习呢？这就不得不首先说到西南文教事业的兴起。
2
西南文教事业的兴起，与一个名叫“文翁”的西汉官员密切相关。对此，正史《汉书》有着明确记载：
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
文翁年轻时好学，尤其精通《春秋》。《春秋》事关家国大义，乃古代中国治国经典。这样的学习背景可能影响了他的从政，使他成为西南文教鼻祖。历史关照偏远的西南，将这位深具文化关怀和政治眼光的官员派到了偏远的蜀地四川做官，“景帝末，为蜀郡守”。
文翁“仁爱好教化”，关心教育，“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于是“欲诱进之”。方法是“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几年过去后，被派往京师学习的蜀生“皆成就还归”，回到家乡回报桑梓。
文翁并不仅仅如此，还“以为右职，用次察举”，让他们担任重要官职。这些学生不负所望，“官有至郡守刺史者”。
在中国古代，官员亦官亦师，在负责行政事务职之时，还担负着推广文教、教化一方的职责。可以想象，这样一批接受了中原文化先进文化的官员对僻远落后的西南落后地区文教事业的推动作用。
在选送学生外出学习之时，文翁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那就是兴办学校，“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此外，还“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合，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文翁让优秀的学生与自己一同外出，使他们感受到巨大的荣誉，从而激发社会注重教育，以至于“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
在文翁的高瞻远瞩、苦心经营之下，偏僻落后的蜀地“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蜀地不仅风俗大变，而且向学之风浓厚，到京师学习的人数居然可与孔孟故乡的齐鲁大地相比。
最后，文翁重视文教的地方政策居然上升为国家制度，“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最后在蜀地去世，受到蜀地人民的纪念，“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文翁对蜀地产生了深远影响，“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蜀地与遵义毗邻，流风所及，当然也影响了遵义，最终催生了尹珍。对此，“西南巨儒”郑珍有着清楚的说明 。
位于正安县新州镇的尹道真务本堂（遵义市委宣传部供图）
3
在尹珍之后，贵州出了一位与尹珍同名的著名学者——郑珍。郑珍与莫友芝被称为“西南巨儒”，由他们两人共同撰写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先生盛赞“或谓为府志中第一”。《遵义府志》虽然题名为“遵义”，但也不失为了解贵州的一部名著。
郑珍对尹珍推崇备至，为此还将“子尹”作为自己的字，以表达对这位贵州先贤的崇高敬意。《遵义府志》也数次提到尹珍和务本堂。尽管如此，本着乾嘉汉学“护惜古人，实事求是”的精神，郑珍由尹珍溯源而上，将贵州文教的先驱推到舍人、盛览，从而也对尹珍的贡献和定位做了更加客观准确的评价。
在《遵义府志·人物一》中，郑珍记载了对贵州文教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其中排列前三位的是舍人、盛览和尹珍，并且还对顺序做了深入的解释。换言之，在郑珍看来，要论贵州文教，必须如此排列而不可混乱。
郑珍一反先前文献将尹珍列为第一的做法，反而将舍人排为第一。对此，他解释说：“当孝武通西南夷，初置犍为、继置牂牁、汶山诸郡，其时榛榛狉狉，风教雎盱。”在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开始进入西南地区，虽然相继设置了犍为、牂牁、汶山等郡，但西南地区文教落后，社会基本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在这个时候，舍人“以郡人膺学史选，诣阙上书”。
舍人虽然出生在“古所未臣之地”，却能够“注古所未训之经”，其学术“通贯百家，学究天人”，能够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司马相如、张叔辈“上下驰骋，同辟一代绝诣”。舍人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淑文翁之雅化”——受到文翁在蜀地推行文教的影响；而舍人也“导道真之北学”，最后引导了尹珍向北前往京师洛阳学习。所以“南中若奠先师，断推文学鼻祖”，贵州如果要推究文教先师，绝对应该将舍人列为鼻祖。“前人数典，皆竟忘之，故详著为人物传首”，以前的人们都忘记了他，所以，郑珍现在还原历史事实，将舍人列为第一。（《遵义府志·人物一》）
在《遵义府志》的《汉三贤祠记》中，郑珍通过引用莫与俦（字犹人） 的话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于时西南远徼，文翁为之倡，相如为之师，经术文章，灿焉与邹鲁同风。而文学公、盛公即以其时起于犍为、牂牁。东汉以后，儒者始不专一家讲说，至许、郑集汉学大成，而尹公乃即起于毋敛。
在郑珍看来，尹珍的出现及贵州文教的兴起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拜文翁所开创的文教事业所赐。西南地区远离文教发达的中原地区，正是因为文翁和司马相如的首倡，才使西南文教后来居上，取得灿烂的成绩，堪与邹鲁同风。正是在这样的风气激发、引领和熏陶之下，才首先有舍人，其次有盛览，最后有尹珍的出现。一言以蔽之，“谓此邦萌芽文教，断以文学公为祖，而已盛公尹公左右之”，贵州文教的鼻祖、核心当是舍人，而盛览和尹珍则为左右。
尹珍虽然只是左右，却获得了郑珍的高度称赞，究其原因恐在于尹珍广泛的讲学。
舍人诚为贵州文教鼻祖，但未尝回乡教学；盛览则在司马相如进入西南夷后，“从学，归以授其乡人，文教始开”，虽然开启了贵州文教，但未曾形成风气；尹珍的贡献则在于随时随地、遍布川滇黔的广泛施教，从而使“南域使有学焉”，使学习在西南大地蔚然成风。
也因此，以至于西南到处都有尹珍的遗迹，也有很多地方声称尹珍为其地之人，“盖由前人景重名贤，唯恐非我邦所有，致以唐人州郡强作汉儒故里。不知道真开南中之学，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食乡社”。因此，很多文献都将尹珍列为贵州乃至西南部分地区文教的鼻祖、先师。
尹珍既为贵州文教之鼻祖、先师的定论，不想1000多年后却引起了一番纠葛。
4
明朝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贬谪贵州修文龙场。在修文期间，王阳明“中夜大悟”，继而创立“致良知”思想。由陆九渊开创的心学从而得以大力传承发扬，“陆王心学”也逐渐成为著名的哲学流派。随着王阳明的名满天下，王阳明对贵州的影响和地位也成为热门话题，大有后来居上取代尹珍的趋势，尤其是在今天的贵州，更是如此。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不过是历史的重演而已。
贵阳较早地开始纪念尹珍。明代中叶以前，贵阳三个书院里面，都有尹珍专祠。但随着王阳明思想的兴起，尹珍祠堂却发生了微妙而戏剧性的改变。对此，清光绪时莫庭芝《尹先生祠堂记》一文有清楚的记载。
首先是“吾黔省城向建书院三，皆崇祀先生”，三个书院都崇祀尹珍。不想，“自王文成公主讲以后，贵山遂兼祀阳明，有司以岁时致奠。”（莫庭芝《尹先生祠堂记》）后来贵山书院（原名阳明书院）奉祀王守仁，院内兼设尹公祠。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庆保创建阳明祠未就。二十四年（1819年）学政张輶与傅璜、李琼等人共筹修完成，仍在内并建尹公祠配祀。可以看出，后来的王阳明“喧宾夺主”，开始取代尹珍，使之处于“兼设”“配祀”地位。这样的情况让一部分人有了意见。如光绪五年（1879年）乡绅唐炯、罗文彬等集资重修阳明祠，罗文彬撰《阳明先生祠碑阴记》说，以尹珍配享或者并祀王守仁均不妥当，于是移尹公祠于惜字所。
当初，郑珍批评那些忘记舍人的人“前人数典，皆竟忘之”，谁又能够想到，这样的情况在他去世后又再次发生，而这次，人们是将尹珍处于次要地位。时至民国时期，《历代黔贤传略》还耿耿于怀：
黔省当周秦之世，即已通于中原，《管子》列“牂牁”之名，常额辟五尺之道，史乘所载，略可考识。惟以地居荒远，王灵不及，诗书礼乐之道，庸或未逮，故其人物文化，莫得而言也。至汉武通西南夷后，冠盖之使与夫商贾行旅，络绎载途。交通既便，其间才贤之士，始得稍见于载籍。可塙考者，以东汉尹珍为最著。是黔中文化，创始远在二千年前。或疑阳明谪龙场而黔始有学人，实大误也。
在《历代黔贤传略》编者看来，那些认为贵州文教开始于王阳明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实际情况是，早在2000多年前，贵州文化即已开始，而代表人物正是尹珍。由此，《历代黔贤传略》首列尹珍（舍人、盛览作为附载）。时至今日，我们没有必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高下之论，我们只能说，他们都对贵州的文教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务本堂有诸多楹联，其中由清人赵遵律所撰的楹联不仅说明了贵州文教的历程，而且也对尹珍的地位做出了准确的评价：
曰务本，曰乐道，文翁后觉，武侯先知，陋尽洗牂牁，绍五百年前邹鲁；
若图训，若经书，北方受学，南向设教，天使为木铎，绚三千里界荆梁。
上联讲述文翁对西南文教的功劳，下联则讲述尹珍对贵州的贡献。
对于尹珍的功绩，清人曾燠撰的两副对联则做出了进一步的评价，诚为不刊之论：
北学游中国；
南天破大荒。
政事文章，汉史无虚誉。
传经授业，黔中第一人。
溯流徂源，追根究底，探究贵州文教的开始，不仅有利于深入了解、认识贵州，而且对于中国也有重要意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当初尹珍面对天地洪荒，在一片草莽荆棘中开启贵州文教事业。河出伏流，一泻汪洋，点滴涓水，泽被后世，2000多年过去了，贵州文教今非昔比，但“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正是以尹珍、郑珍为代表的无数先贤的努力，才使贵州文教有了今天的巨大成就。川、滇、黔三省历史上皆有尹珍办校的遗迹，祭祀庙宇香火绵延。但经岁月浸蚀留存无多，今唯正安尹道真务本堂仍保留明清以来建筑遗存，且保存较为完整，建筑信息脉络清晰，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睹物思人，见物思文，具体的文物只是抽象文化的结晶。文物之所以有价值，正是在“物”中承载了“文”。通过“物”来了解“文”，让文物为我们了解历史、领会精神提供指引，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功课。以文化人，潜移默化，通过“文- 物”来施行教化，这不仅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今后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务本堂堂名源于《论语》——“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究其本义，不过是说“孝弟”是为仁之根本，而君子必须抓住这个根本。尹珍以之命名当初简陋的三楹草堂，不过是因为当时他感觉到远离文化中心、不知礼义的故乡“南域”不能甘居草莽，而是要努力学习先进的儒家文化，以进至文明状态。今天，面对作为穿越历史风雪、岁月春秋而留存至今的务本堂，或许我们更要思考何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根本？
尹珍讲堂有一联，曰：“北学破南荒，风在讲堂树。后来应有人，徘徊不能去。”（郑珍《播雅·尹公讲堂》）面对在历史风云中无言伫立数百年的务本堂，回望历史，返本开新，展望未来，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使命中，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该当何为，务本堂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和诸多启示。
作者：王进，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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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当代贵州》 2024年第15期
编辑：何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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